第二，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更符合我国的历史传统，我国长期实行封建制度，强调国家的权威和民众的服从，这种文化很容易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相结合。

从诉讼制度的基本法理上来看，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与审判权的本质相背离，并将进一步加剧审判权的行政化。人大应当积极监督法院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和合法性。

对于错案纠正，依靠法定的审级制度、上诉制度和审判监督制度来完成。司法公正的实现，需要从立法、执法到司法的系统支持，需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平衡。司法的要义是对诉讼双方争议的居中裁判，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在法律上关于是非曲直的判断权，司法权具有被动性、中立性、程序法定性、终结性、交涉性、集中性等特点。人大促进司法公正的关键之处是民主、科学立法，并给法院公正司法营造一个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条件和环境。另一方面，诉讼的核心环节是法官主持及亲临的法庭事实调查和辩论，诉讼当事人各项诉讼权利大多在集中的法庭审理中得以行使并影响诉讼的进程。

在我国，关于质询是否适合用作人大对法院和检察院的监督是有很大争议的。许多国家的议会都有监督司法人事和弹劾违法失职司法人员的职权。[12]参见注[11]，第82－85页。

[4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1940年第98、99期合刊，第36页。但是《孝经》第一章开宗明义的开篇，孔子即将孝直接提升到治理天下的高度，认为孝的法理才是先王的至德要道，并展开了孝的动态过程。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五四宪法中基本权利、基本义务、光荣义务、神圣职责的多重表达。在宪法起草时，毛泽东曾在宪法草案油印打字稿上亲笔批注，在原第十六条全体公民的旁边划了两条竖线，在其上方写了什么是公民？但对该条文中的人民一词并没质疑。

像这些景象，我看见了的不止一次，有许多祠堂或家庙都是一样的。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地方士绅不仅全程参加优待及慰问军人家属，而且组成酬金会，补贴救济抚恤之费。[5]无论是五五宪草还是说明书，其阅读对象都是国人，而第127条的立法说明自然是为国人读后能够集中国力，挽救危亡而突破既有体例，并挣脱以总理遗教和比较立法为中心的解释思路。[47]此外，这篇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不仅将劳工的内涵浓缩于工人，更将工人的外延扩大到庶民。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参见注[13]，第71页。

在事实层面，如果人民因为服兵役而导致残废或死亡的情况，国家则承担相应的救济或抚恤责任，二者构成法律义务上的对等。同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通过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决定起草宪法草案，召开国民大会。五四宪法第46条对于副主席对主席职权的代行与对主席职位的继任作了明确区分。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因此，自由人格呈现着被塑造的不自由状态。五四宪法第103条，以神圣为法理，以阶级为标准，以人民为位格中介，将个体与国家（人民之祖国）铸为一体。

因此，引人苏联宪法原文也有助于辨明语义的差异。[18] 五五宪草的立法说明正是在传统忠孝法理的基础上，加入近代民族国家的内涵，以实现忠孝法理的近代转化。

其有因伤致残疾者，亦当由国家负救济之责。因此，天子才能成为国家抽象位格的的具体承担者。因此，宪法的位格阶梯所体现的差序格局自然反映为公民人格结构的多层次。孝敬父母乃中华民族固有之美德，为子女者应遵守之。其中，服兵役义务彰显了国民与国家之间极端的关系。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天安门庆祝欧战胜利的集会上，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的权利和义务是完全一致的。本章案第二十二条及第二十三条曾规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工役及公务之义务。

开宗明义章第一仲尼居，曾子侍。[39]对于光荣义务的义务（Duty）性质，各版英译取得一致。

[14]中国传统善于因势利导，注重培植根本。第24条五爱之爱祖国，第29条之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第54条两次提到祖国的安全，第55条服兵役义务之保卫祖国。

各族各界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觉悟，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觉悟，正在不断提高之中……党和人民政府的各级干部，都在工作中获得了锻炼。徐特立认为：权字比务字重些。[21] 明清时期，中国进人宗法伦理的庶民化时代，祠堂与家庙成为凝结个体、宗族与国家的核心场域。[6] 第127条的立法说明，呈现了三重的对应与转化。

对于不义的父亲与上级，个体必须极力谏诤，以使不当行为回归义的状态。[57]因此，两条位格阶梯，不仅是位格的拼合，更是位格的跃迁。

生命不是无由的，生命不该仅仅面向自己。全体乡人保障军人家庭之安全。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从个体到家庭、家族、宗族，乃至整个国族的持续扩大[56]，从工人到农民、知识分子，乃至统一战线的不断团结，都表明宪法的位格阶梯呈现了差序格局：因亲疏远近而形成的等级秩序。

[54]至于舆论宣传，《人民日报》在朝鲜战争期间刊发了大量社论、报道与来信。由于宪法起草委员会法律组将人民归为集合概念与政治范畴，因此第103条没有提到人民字样，但是神圣职责的承担者每一个公民与光荣义务的承担者公民的修辞差异，已经暗含了人民以及人民主权观念。[36]1961年修订版，在扉页上明确说明在1954年第一版的基础上加以细致修订，以提供更适当的翻译。对于神圣法理的权威表达，肇始于五四宪法序言，而最终形成于八二宪法序言中对于各宪法主体的地位表述。

[4]吴经熊、黄公觉：《中国制宪史》，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版。至于具体长势，则多有赖于个体的精神觉悟与人生机遇。

第103条规定：保卫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正是分享了人民位格，公民才具有了基本义务。

第127条与此形成对称逻辑，规定人民因服兵役、工役或公务，而致残废或死亡者，国家应予以适当之救济及抚恤。[45]参见徐中振：《劳工神圣——一个不容忽视的五四新启蒙口号》，《江汉论坛》1991年第7期，第1页。